惊！抑郁症竟和这么多疾病相关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每次发作持续至少2周以上、长者甚或数年，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迄今，抑郁症的病因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诸多方面因素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过程。梅斯小编在此整理了国内外最新的抑郁症指南，与大家分享。

　　【1】PAIN：阿片类止痛药物剂量增加导致抑郁症

　　最近的研究表明，长时间持续使用阿片类药物（与最大吗啡当量剂量（MED）无关）与新发抑郁症（NOD）的风险增加相关。相反，也有一些研究显示，不考虑治疗持续时间，发现MED剂量可以增加抑郁症状的概率。为了确定MED增加的速率是否与NOD相关，一项研究关于退伍军人健康管理数据（2000-2012）的回顾性队列分析近期发表在PAIN杂志上。

　　此项研究入组人群为近期慢性（> 90天）阿片样物质使用者，年龄18至80岁，并且在开始随访之前2年没有抑郁症的诊断（n = 7051）。 MED的混合回归模型定义4种剂量变化类型：稳定，减少，缓慢增加和快速增加。 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剂量变化与NOD的关系，控制疼痛，使用持续时间，最大MED和使用治疗加权倾向得分的反向概率的其他混杂因素。

　　此项研究结果发现：发生NOD的剂量稳定组为14.1 / 1000PY（人年），剂量减少组为13.0 / 1000PY，缓慢增加组为19.3 / 1000PY，快速增加组为27.5 / 1000PY。与稳定速率相比，NOD的风险随剂量增加而增加，缓慢组为（风险比= 1.22; 95％置信区间：1.05-1.42）和快速组为（风险比= 1.58; 95％置信区间：1.30-1.93）。MED增加速率增加有助于NOD的发生，与最大剂量，疼痛和总阿片类药物持续时间无关。

　　此项研究结果表明：药物剂量增加可能是已知与抑郁有关的失去控制或未检测到的滥用的风险因素。临床医生应尽可能避免药物剂量的快速增加，并探讨如果患者疼痛需要增加药物剂量，患者抑郁症的风险。

　　【2】Diabetes Care：2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和焦虑症状对死亡率风险有何影响？

　　近日，糖尿病领域权威杂志Diabetes Care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这项研究旨在明确过量的死亡率风险与2型糖尿病伴发的抑郁和/或焦虑症状相关。

　　研究人员使用来自于Nord-Tr?ndelag健康研究（HUNT 2）的64177名挪威人的数据，该研究与挪威死亡原因登记中心相联系。研究人员评估了在1995年至2013年期间参与调查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研究者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了18岁以上与2型糖尿病相关的死亡率风险，以及对基线水平存在的伴发情感症状进行评估。

　　在该研究结果中，研究人员得出三中清晰的模式，首先，糖尿病患者在存在抑郁症或焦虑，或两者均有的情况下，死亡率风险明显增加。其次，伴有焦虑症状的患者死亡率风险最低，共患有抑郁和焦虑的患者死亡率风险较高，抑郁症患者死亡率风险最高。最后，与抑郁症和焦虑相关的过量死亡风险在男性糖尿病患者中可以观察到，而在女性中没有观察到。在只有抑郁症症状的男性糖尿病患者中死亡的风险最高（风险比为3.47，95%可信区间为1.96-6.14）。

　　该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焦虑症状可以独立于抑郁症症状，除了减弱抑郁症状和这些个体死亡率之间相关性的抑郁症症状外，影响2型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率风险。

　　【3】JAHA：中国成年人中抑郁症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相关

　　近日，心血管病领域权威杂志JAHA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旨在使用来自中国Kadoorie生物研究的数据来评估中国成人中抑郁症与缺血性心脏病风险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随访了超过50万名年龄在30岁至79岁之间的成年人，从基础随访开始（2004-2008年）直到2013年12月31日。在研究之初，用改进的短版的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表本中国版来评估去年抑郁症的情况。发生缺血性心脏病的病例通过联接相关的医疗数据库来确定，并被定义为患有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本中代码为I20- I25的疾病。研究人员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来估计对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确定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进行调整后抑郁症与缺血性心脏病之间相关性的风险比和95%可信区间。

　　在3，423，542人次每年的随访中，有24，705例发生缺血性心脏病。相比于无抑郁症患者，研究者发现抑郁症患者中缺血性心脏病发病率更高（8.76 vs. 7.21人每1000人每年），并且多变量调整后的危险比为1.32（95%可信区间为1.15-1.53）。地理位置也会影响这种相关性（P交互作用=0.005），并在城市居民中可观察到成正相关（风险比为1.72；95%可信区间为1.39-2.14），但在农村居民中无这种相关性（1.13；0.93-1.37）。与无抑郁症状的参与者相比，对于那些只有抑郁症状的患者其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比（95%可信区间）为1.13（1.04-1.23），而抑郁症患者为1.33（1.15-1.53）

　　由此可见，过去一年里，中国成年人中抑郁症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相关，并且独立于其他主要心血管危险因素。

　　【4】JAMA：医学生的抑郁症谁来诊治！

　　近期，一项旨在探讨医学生抑郁、抑郁症状及自杀意念发生率的研究发表在JAMA上。

　　此项研究系统检索了2016年9月17日之前发表在EMBASE、ERIC、MEDLINE、PsycARTICLES以及psycINFO数据库中对医学生的抑郁、抑郁症或者自杀意念的相关研究。这些发表的相关研究均是经过同行评审且使用确切验证评估方法的文献。

　　此项研究具体收集分析的数据包括：研究对象的特征信息；抑郁症或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以及自杀意念；以及抑郁症的学生是否寻求治疗。研究采用分层荟萃分析和Meta回归分析研究水平特征的差异。

　　此项研究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抑郁症或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为27.2%（37933/122356个人；95% CI，24.7%-29.9%）。估计患病率的范围为9.3%到55.9%。研究期间的抑郁症状患病率保持相对稳定。在9个纵向研究中，评估在校前及在校时抑郁症状绝对增加值的中位数为13.5%（0.6%-35.3%）N = 2432??）。医学生患有抑郁后，寻求精神治疗的只有15.7%（110/954个人；95% CI，10.2%-23.4%）。来自15个国家的24个横断面研究中收集了存在自杀意念率的医学生数目。患有自杀意念的患病率为7.4%到24.2%。

　　在这项系统研究分析中，医学生抑郁或抑郁症状的总患病率为27.2%，存在自杀意念率的为11.1%。如何预防、治疗这些医学生的心理疾患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5】Lancet：非专业的咨询员提供心理治疗对抑郁症患者有帮助吗？

　　近日，顶级医学期刊Lancet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旨在评估一个由非专业的咨询员提供的简单的心理治疗（健康活动计划[HAP]）在初级卫生保健中对中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

　　在这项随机对照试验中，研究者从印度果阿邦的10个初级卫生中心招募了年龄在18-65岁，患者健康问卷9（PHQ-9）得分超过14，并且提示中度至重度抑郁症患者。孕妇或需要紧急医疗或无法进行清晰沟通的患者予以排除。参与者被随机分配（1：1）到单独进行增强常规治疗（EUC）组或EUC+HAP组，通过初级保健中心和性别进行分层，并且使用顺序编号的不透明信封进行盲法分配，以及对提供EUC的医生实施盲法。

　　在2013年10月28日至2015年7月29日期间，研究人员纳入了495名参与者，并进行随机分配（247名[50%]分入EUC+HAP组[其中2人随后因为违反协议而被排除]，248名[50%]分入EUC组），其中466名（95%）参与者完成了3个月的主要指标评估（230名[49%]在EUC+CAP组，236名[51%]在EUC组）。相比于EUC组参与者，在EUC+CAP组的参与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EUC+CAP组参与者第二版贝克抑郁量表得分为19.99 [SD 15.70] vs. EUC组参与者为27.52 [SD 13.26]；校正后的平均差为-7.57[95%可信区间为-10.27至-4.86]；P＜0.0001）较低，以及较高的缓解比例（在EUC+CAP组230名参与者中PHQ-9评分< 10的患者有147名[64%] vs. 在EUC组236名参与者中有91名[39%]；校正后的患病率比值为1.61[1.34至1.93]）。在EUC+CAP组的次要指标包括残疾（校正后的平均差为-2.73[-4.39至1.06]；P=0.001）、不工作天数（-2.29[-3.84至-0.73]；P=0.004）、女性亲密伴侣的暴力（0.53[0.29至0.96]；P=0.04）、行为激活（2.17[1.34至3.00]；P＜0.0001）和自杀想法或企图（0.61[0.45至0.83]；P=0.001）比单独EUC组结果更好。质量调整生活每增加一年增量成本为$9333（95%可信区间为3862至28169；2015年国际美元），在研究环境中有87%的机会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严重不良事件较为罕见，两组之间较为类似（在EUC+HAP组为9名[4%] vs. 在EUC组为10名[4%]；P=100）。

　　由此可见，在印度果阿邦中度至重度抑郁症患者日常初级保健中，通过非专业的咨询员提供的HAP加上EUC要优于单独进行EUC。HAP在以往未经治疗的人群中很容易被接受，在研究环境中具有成本效益。HAP可以作为减少全球首要心理健康疾病-抑郁症的治疗差距的关键策略。

　　【6】Pediatrics：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抑郁症患病率呈增加趋势

　　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Ramin Mojtabai博士说：“研究年轻人抑郁症患病率的时间趋势，对评估他们是否受益于越来越多地心理健康治疗有一定的影响。”

　　研究人员分析了从2005到2014的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数据，评估12个月的青少年和年轻人重度抑郁发作的患病率趋势。研究对象包括172495名年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和178755名年龄18至25岁的成年人。

　　青少年重度抑郁发作的患病率从2005年的8.7%增加到2014年的11.3%；成年人重度抑郁发作的患病率从2005年的8.8%增加到2014年的9.6%（P值均 < .001）。

　　只有在12-20岁人群中，这一增加才具有统计学意义。校正物质使用障碍和社会人口学因素后，趋势依然明显。

　　总体而言，心理健康护理接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然而，咨询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和处方药物的使用，以及青少年住院患者数目这几方面都在增加。

　　【7】Diabetes Care：糖尿病患者患抑郁症更可怕！

　　近日，糖尿病领域权威杂志《Diabetes Care》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旨在探究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症后与CKD、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之间的关联。

　　该研究以超过300万美国退伍军人为研究对象并以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为基础。在研究之初，每一名研究对象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基础值均大于≥60mL/min/1.73 m2，研究者在该研究中共纳入933211名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的确定标准为：糖化血红蛋白＞6.4%，或在研究期间接受降糖药物治疗。抑郁症是通过在研究期间服用抗抑郁药物来确定。而CKD发生的判断标准为相隔90天两次测量eGFR水平均＜60 mL/min/1.73 m2，并且eGFR比基础值下降超过25%。研究者通过Cox比例回归模型评估了抑郁和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在933，211名糖尿病患者中，有340，806名患者出现抑郁症。发生抑郁症的糖尿病患者比较年轻（61±11 vs.65±11岁），并且有较高的eGFR（84±15 vs.81±14 mL/min/1.73 m2），但这些患者出现了更多的合并症，其中180，343名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发生CKD，研究者发现抑郁症可导致患者发生CKD的风险增加20%（调整后的危险比和95%可信区间为：1.20 [1.19–1.21]）。同样，抑郁症也与患者全因死亡率的增加有关（调整后的危险比和95%可信区间为：1.25 [1.24–1.26]）。

　　由此可见，相比于非抑郁症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患者发生CKD的风险要明显升高。进一步的干预研究可能能够确定对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进行有效的治疗能否防止这些患者主要的肾脏和心血管并发症。

　　【8】J Alzheimers Dis：AD患者是否有抑郁症，其神经免疫调节机制也不同

　　抑郁症与阿尔茨海默氏病（AD）共存可恶化AD。中性粒细胞明胶酶蛋白（NGAL）是一种新发现的在AD和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神经）炎症调节因子。本研究旨在比较健康对照组，AD没有抑郁（AD-D）及AD合并抑郁症（AD+ D）患者NGAL水平。

　　评估健康对照组（n = 19??），AD-D（n?=?19）及AD+ D（n?=?21）患者九个脑区NGAL及其受体蛋白24p3r和Megalin水平。在AD-D患者NGAL水平通常在与AD相关的脑区显著增加。在海马区，AD+ D患者NGAL水平进一步增加。出乎意料的是，AD+ D患者前额叶皮质的NGAL水平与对照组相似。AD+ D患者杏仁核和BA11区Megalin水平增加，而24p3r没有变化。

　　这些结果表明AD患者神经免疫调节因其是否有抑郁症而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已知的影响，高NGAL水平可能促进有无抑郁症的AD患者的神经病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