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道的打击艾滋病犯罪

　　艾滋病人加犯罪嫌疑人的双重身份，让我们的执法者面临一个难题，患有严重传染病的嫌犯不能和身体健康的嫌犯共同关押，但目前又缺乏针对艾滋病嫌犯的专门收治场所。根据法律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等严重疾病的违法犯罪人员，在作出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处罚决定后，可监外执行。”在实践操作中几乎都按照“监外执行”，抓了还得放。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艾滋病犯罪行为的有恃无恐。这种“放纵”表面上看是在维护艾滋病嫌犯的健康权，实质上对他们本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非人道的。

　　艾滋病犯罪的诱因常常是各种因素导致的极度贫困，因为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他们才去盗窃、抢劫，如果执法部门对其只是抓了就放而不采取其他措施，他们出去以后除了继续违法犯罪之外好像别无他路。对他们的“保护”措施不但在客观上导致了这种犯罪行为的猖獗，而且也违背了法律的平等要义。他们的犯罪行为危害了社会利益却得不到应有的惩处，保护他们的权利不能以牺牲更多人的权利为代价。这种“法外施恩”式的保护是造成艾滋病犯罪执法困境的重要因素，它将恶性循环地产生更大的执法成本，付出更大的社会代价。这样的结果会让社会不堪重负。

　　因此，基于人道的打击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我们为此付出一定的资金和人力等等。艾滋病犯罪一般都不是孤立的，常与吸毒、卖淫嫖娼等违法活动有关，当一些人因为吸毒倾家荡产铤而走险的时候，法律和执法部门应该负有更大的职责去挽救他们，仅靠他们自己是无法走出这个黑色怪圈的，他们将被“套牢”并毁掉自己，还在更大范围内危害了社会。对待艾滋病犯罪，法律和执法者应该有所作为，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无可奈何的借口。

　　武汉收押艾滋病嫌犯，是一种执法过程和理念的进步，艾滋病嫌犯的收押以及宣判后的服刑问题都需要得到正视。真正的人道应该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少数人的权利只能在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框架内实现，艾滋病犯罪嫌疑人在法律面前也不应该享有特权，他们的犯罪行为必须有效地打击和制止。由于此类犯罪更具危害性和危险性，及时打击和制止就显得愈发重要。当然这种打击必须基于人道，维护他们作为艾滋病人的健康权和人身权利，对他们的身心给予必要的关爱和照顾。同时，救助贫弱人群和艾滋病患者，也是防止这种犯罪增多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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