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来中国精英都出身于什么家庭？

　　顾名思义，“教育精英”是指主要依靠教育或文凭、考试等成为社会精英的群体，也因此，它显然不同于以掌握政治权力为标志的“政治精英”，而“社会精英”是个更宽泛的概念，往往指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有中上阶层。当前，“教育精英”、“政治精英”乃至“财富精英”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存的社会精英的主要三种类型，他们彼此有区别，但也有联系，甚至相互重合。

　　中国一直是重视教育，重视考试的国家，即便是政治精英、财富精英的后代，往往也需要通过考试，成为教育精英从而延续家族精英地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理解教育精英是理解中国精英的最关键所在。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团队的合作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的教育精英，即受过良好教育、最具优势的职业群体有四个阶段的转化：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这些数据来源于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领衔的中国教育精英大数据库，这是一个“基于个人层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社会与地区来源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1644—1911）、大部分中华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12—1949）、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毕业生和众多中国211工程大学的校友（1949—）。

　　李中清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史研究。

　　数据显示，寒门子弟在清代进士中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明朝，而到了晚清只占全体进士的10%左右，占贡生和举人的20%，绝大部分的中高级科举功名由官员子弟掌控，这是此阶段中国精英教育学生来源最显著的特征。进入民国以后，情况迅速转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最主要来源，总体比重超过六成，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达到九成。

　　李中清表示，中华民国时期的高校学生资料相对开放和完整。民国约有18万大学毕业生，目前他们收集了10万份左右来自25所大学的学生记录，供以研究。

　　1953年至20世纪末的调查成果此前已经发表，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一书。研究认为，这一阶段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占据相当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推动了这种改变。

　　报告还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的精英大学中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与人数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体系中这一转变更剧烈。但在普通高考体系中，来自蓝领阶层家庭（农林牧副渔水利生产人员）的学生总体比例则相对稳定。而以苏州大学为例，干部子弟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干部是商业或企业干部，而非传统认为的行政管理干部。

　　作为对比，李中清分析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情况。在香港接受政府资助的八家大学，约有一半本科生来自中低收入家庭，但这不排除上层社会的家庭已经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剑桥；而在美国，半数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教育精英空间分布的变化也被考虑在其中。从乾隆年间科举晋升官员的地理分布来看，他们遍布全国，相对集中于江苏、华北华中，在20世纪早期形成了北京天津中心、江苏浙江中心；1949年以后，中国精英大学的学生地域来源也有明显的兼容性，在学校招生范围内，地域覆盖较全面。但在近几年推行的自主招生体系中，这种兼容性似乎消失了，地域偏向非常明显。

　　李中清等的研究还发现，在1906-1952、1994-2014这两个阶段，商人和有产者的后代最可能成为教育精英。

　　这两个阶段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同点更加明显。尽管这两个时期教育都受到财富的影响，但显然在统一高考和国家意志的影响下，后一阶段工农等社会中下层子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还较为稳定地保持着三成左右比例。当然，他们的地理来源等或许发生了较大转变，城乡、东西差别有所扩大，但在前一阶段，几乎没有社会中下层子弟。这种差别对当下中国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我认为这两个阶段尽管都存在大量财富所有者，但其特点可能不完全一样。我认为民国时期财富所有者主要是依靠土地或工商业起家，而在目前阶段，根据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大量财富所有者的金钱来自地产经济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