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同性恋患者的生存

　　他们大多长得仪表堂堂，说话得体，喜欢精心修饰自己，有较强的表现欲望。但这却是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不正常的群体，因为先天的基因，所爱的对象跟自己同性，他们被叫作同性恋，周围的人用有色眼镜异样看着他们。

　　在同性恋群体中，就跟异性恋一样，因为没有采取安全的保护措施，男男性行为也容易感染上艾滋病。

你是否得“艾滋病恐惧症”了？

　　25岁的大玮既是同性恋，又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选择了通过央视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并坦然面对身份曝光后的复杂生活。他四处奔走，讲述自己的经历，就是希望社会能容纳他们。

　　在老家我连男孩的手都不敢抓

　　25岁的大玮，说自己从喜欢男孩起到现在的彻底身份认同，已经整整12年了。因为在甘肃老家，从大玮懂事起，弥漫在他身边对同性恋的看法就是心理变态、见不得人。所以当大玮发现自己只喜欢男孩子，浑身都是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的欲望时，他感到了惶惑———自己有病吗?自己正常吗?特别是周围人包括母亲发觉自己有那么种让人说不出口的行为时，大玮越发想控制自己。他突然加重了语气说：“我当时在老家连抓男孩的手都不敢。”

　　越是不想的东西就越是想弄明白。大玮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弄清自己喜欢男孩子的原因，一直在寻找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理由。

　　中学时对网络的接触，似乎让大玮找到了答案。他在偶尔登录的论坛上，看到了专家、教授、学者发表的对追求同性的看法和认识。对照上面对一些行为的描写和讲述，大玮释怀了。“原来我不是什么变态，以前自己对自己的那些认识都是错误的。”

　　直到去北京读大学后，大玮的社交圈广了，他开始接触到了同性恋朋友，也通过他们接触到了专家。“这个时候的我真正认可了自己的身份。我知道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有表达我的感情的权力，我的感情也是真挚的。我明白了我们的感情就跟主流社会主宰的男女之情一样。”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流产

　　当自己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时，大玮觉得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自己再也没有生活的勇气了。“我以为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很快就要死了。”

　　大玮并不害怕，只有遗憾。他遗憾对不起自己的父母，遗憾自己没有时间去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了，也遗憾为什么偏偏是自己感染上了?当时的大玮依然认为，艾滋病等同于见不得人的病。反倒对于死亡，他想得很开，“都已经得了，何必让自己更消极?还是多开心一些好。”

　　大玮以胃癌的借口退了学。他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想得很多，也想通了很多。“我想正大光明、开开心心地去生活，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这样我才能和社会交流，并且起到警示作用，让社会能正视同性恋，正视艾滋病感染者，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人群生活在阳光地带。”大玮通过媒体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当时大玮并没有工作，靠父母寄生活费和打短工维持生计。北京一个大姐看了电视后找到他，说给他安排到丈夫的公司里去，最后却不了了之。大玮很理解，大姐的丈夫接受了他，公司的员工会接受他吗?员工接受了他，客户会接受跟有他这样员工的公司打交道吗?为了他一个人，连累了大家，大玮觉得自己没必要强求，自己应该去做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即使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父母对我真是太好了

　　在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后，大玮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父亲接的，他把自己的病情和盘托出。“这样的病对家里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妈妈病倒了。”但是父母没有骂他，他们只是不愿意听到和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他们不想看到在自己的家里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老家的亲戚也知道了大玮的病情，他们有点怕，但依然和大玮来往，大玮觉得这样就够了。

　　到北京读大学，父母每个月给他寄500块生活费，在儿子退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老依然在资助着儿子，而他们的收入一个月也就千把块。现在有些热心的人给过大玮资助，他自己也在找一些事做，所以他不再让家里寄钱了。

　　大玮每年都会回个家。有一年过年，趁着父母心情好，大玮拿出一张照片跟他们说：“这是我的男朋友。”没想到母亲只是淡淡地接过话头：“我早看出你有点不对劲。”此后回家，父母和大玮不再谈论这些。对于儿子的病情和身份，两老选择了接受和承受。而大玮表示今后想找个朋友好好地一起生活。做演讲为了改变误区公开身份后，大玮也成为了名人，虽然很多人以看热闹的心态来看待他，也有很多人佩服他的勇气，尤其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同性恋群体，他们把大玮视作自己的代表。许多民间抗艾组织纷纷成立，邀请大玮去做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