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艾滋病 我们是进还是退？

　　最近，我在乌干达最大的艾滋病医院目睹了一场盛大的生命礼赞。表演者是一群非洲年轻人，有歌手、鼓手和舞者，年龄从8岁至28岁不等。很难想象死亡离他们近在咫尺——而如果没有这座医院的话，他们也许早已离开人世了。

　　他们都是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其中一些人来到医院时已病得无法走路了。他们中有的是父母亲，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祖孙。他们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位于坎帕拉的这家联合临床研究中心及其提供的药物。

　　乌干达是艾滋病流行的中心地带，是艾滋病最先爆发的地方，也是(和非洲其他地区一样)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地方。但乌干达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做得很好。十年前，只有不到10000人能够获得新一代艾滋病特效药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从而转危为安。今天，这一数字达到了200000，这离不开美国(通过其PEPFAR项目)和日内瓦全球基金的慷慨支持。

　　其他地方也能看见类似的可喜进展。博茨瓦纳投入重金建立了全民医疗，正在朝着消灭艾滋病婴儿的目标大踏步前进。

　　但一个新的威胁已经出现并在日益严重，使得这些进步有可能无法持续。联合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莫缘依说，由于全球衰退，一些国际赞助者警告将对财务支持进行限制。

　　雪上加霜的是，赞助者现在开始转向其他疾病，因为他们感觉这样可以用更少的钱救更多的人。眼下正是一鼓作气击败艾滋病的时候，我们却自己打了退堂鼓。在对艾滋病的斗争中，国际社会正将唾手可得的胜利拱手让出。

　　这使得仍在战斗的斗士感到十分不安。“我们正坐在定时炸弹上，”莫缘依医生告诉我。每天，他都面临着本可避免的良心选择。你怎么忍心治疗一个小女孩而放弃她的弟弟?怎么忍心放弃和孩子坐在一起、乞求帮助的怀孕母亲?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做得更多。7月份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艾滋病大会上，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支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新一代HIV治疗计划——Treatment 2.0。这一计划价格更低、效率更高，而且可以覆盖每一个人。

　　作为今年全球基金峰会的主席，我敦促所有赞助人都能着眼于让乌干达这样的国家获得所需的支持，着眼于让莫缘依医生及其他艾滋病战争的一线斗士不再需要做出艰难抉择。